青海都蘭縣的科孝圖吐蕃墓地原有一對石獅，“文化大革命”中被移出運往香日德鄉(xiāng)。1996年， 都蘭縣文物管理所從香日德鄉(xiāng)的農(nóng)民家購回一只。另一只曾被埋藏在鄉(xiāng)政府附近的道路下面，1998 年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都蘭縣文物管理所共同發(fā)掘出來。這兩尊石獅現(xiàn)存于青海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保存狀況基本完好。
兩尊石獅大小不一，應有雌雄之別，大者高83厘米，小者高76厘米（圖一）。1996年青海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在科孝圖進行發(fā)掘時，在遺址中與石獅相同的地層內(nèi)發(fā)現(xiàn)“開元通寶” 一枚。據(jù)判斷 可能鑄于唐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由此推測石獅應屬吐蕃早期的作品。兩尊石獅均以花崗巖雕 鐫。造型及風格基本相同。為典型的吐蕃或藏式風格。螺螄卷狀的鬣毛從頭頂披至肩部，額頭塌陷。胸部前凸超過吻部，背部中央和前面胸部勒有一條縱貫上下的脊線和胸線；其造型為蹲踞式，尾巴由一側(cè)通過腹部，并從另一側(cè)的腰際處反卷上來；直立的前腿上部用兩條橫線表示關(guān)節(jié)或折皺。下部則刻以兩三條豎線表示筋肌，或刻三角形紋象征鬣毛；肩胛處隱約可見一星狀印記，吻部或下領 鐫以胡須。
一般來講，吐蕃石獅的制作不太考究，技法也比較粗糙。都蘭所出的這兩尊石獅，與西藏瓊結(jié) 藏王墓前的石獅及拉孜查木欽墓地的石獅相比，無論造型和技法均大同小異，只是在面部特征上略 有區(qū)別。西藏的查木欽和藏王墓所見的石獅有耳，青海的無耳；西藏石獅的嘴微張而露齒。青海石 獅的嘴則僅為一條線。我們將這種風格的獅子暫稱為“吐蕃獅子”。
除石獅外，在摩崖石刻和磚雕上發(fā)現(xiàn)的吐蕃獅子形象也具有相同特征。如1987年青海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在海南州興?？h河卡鎮(zhèn)確什村采集到一塊吐蕃時代的畫像磚，其上有一獅子形象，為蹲踞 式，胸部和背部都有一條豎線，腰部有羽翅狀紋飾[1]。青海玉樹大日如來佛堂（也稱文成公主廟） 中的泥塑獅子形象亦然，其額頭塌陷，領下有須，尾巴從一側(cè)反卷上來，鬣毛呈螺螄卷狀（圖二）、 在距此不遠的勒巴溝口，有一幅三轉(zhuǎn)法輪圖的摩崖石刻，崖面損働嚴重，須彌座上的兩個獅子僅存 其中一個的前半身（圖三）。不過就殘存的獅子形象看，與大日如來佛堂的泥塑獅子在風格上非常相 似，而且兩者的時代也大體一致，為8世紀至9世紀初的作品[2]。西藏昌都地區(qū)的鄧馬巖也發(fā)現(xiàn)一幅9世紀初的大日如來摩崖造像，據(jù)瑞士藏學家阿米?海勒士 , Amy Heller)的描述來看，其須彌座上 的獅子在風格上與我們上面討論的相同，亦為蹲踞式，胸部前凸超過吻部，尾巴從一側(cè)反卷上來， 前腿肩胛處勒以翅膀[3]。
圖二 青海玉樹大日如來佛堂唐代泥塑獅子
吐蕃石獅和大多數(shù)唐代石獅在造型及風格上有著一定區(qū)別，當時中亞及西亞地區(qū)的石獅這種獨特的藝術(shù)風格是從哪里繼承來的呢？對此學者們幾乎都認為應是來自西來或印度[4]。不過，就吐蕃 石獅的幾個主要特征，即額頭塌陷、嘴上有胡須、背脊有線、尾巴從一側(cè)反卷上來，蹲踞式、波浪形 (或螺螄卷狀）的鬣毛等來看，這種吐蕃風格應直接來自中原。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應該從六朝和 唐代中原文化的石獅開始討論。
圖三，青海玉樹勒巴溝唐代摩崖中的獅子形象
中國古代典籍中，獅子被稱作“狻猊”。《穆天子傳》云：“狻麂，師（獅）子，亦食虎豹?！?《爾雅》亦云：“狻鷹……食虎豹”，其注曰：“即師（獅）子也，出西域?！薄蔼{子”和“狻猊”之 名據(jù)研究均為外來語。美國漢學家謝弗指出，“狻猊”詞在中古漢語中發(fā)音為—，上古 發(fā)音為“ Suan-ngieg”， “是在公元前由印度傳到中國的一個詞”，而“獅子”的讀音相當于?！斑@個詞是在‘狻猊’傳入若干世紀以后從伊朗傳入中國的”[5]。而劉正琰等先生認為“狻 猊” 一詞也可能來自其他語言。并指出：“狻麋，獅子，又作‘狻猊、蹚、尊耳、組’。源自梵文 simha. —說粟特sryw，sarys. 一說巴比倫UR”[6]。林梅村先生則根據(jù)英國語言學家貝利的觀點，認為 該詞來自塞人語言。他說：“于閱塞人稱獅子為sarau。該詞的形容詞形式作sarvanai;抽象名詞作 sarauna。所以我們認為漢語‘狻猊’大概來自塞語表示獅子的詞sarvanai (形容詞）或sarauna (抽 象名詞）”⑺。
不過對我們來說，“狻猊”和“舞予”這兩個詞源自何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考古資料中見 到的獅子是什么樣子。東漢時期，明確的獅子形象便出現(xiàn)在相關(guān)考古資料中，如新疆尼雅東漢墓曾 出土帶有辮子圖案的棉布殘片，四川新都王稚子二闕的畫像石上亦有獅子形象。不唯如此。與我們 討論之物相關(guān)的石獅，也大量見諸東漢的考古資料。如陜西咸陽市許沈家村[8]、四川雅安[9]、河南 澗西[10]等地都出土有漢代石獅。這些獅形遺像在史料中多被稱為“石獸”、“麒5”、“ 天檬”、“辟 邪”、“神獸”等。之所以如此，正如有些學者所說的，是將獅子的名稱和功用相互指代的結(jié)果[11]。
與都蘭所見的石獅相比較，更直接的材料應該是南朝的石獅。二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藝術(shù)淵源 關(guān)系。南朝齊宣帝蕭承之的永安陵、宋武帝劉裕的初寧陵、齊武帝蕭賾的景安陵及齊景帝蕭道生的 修安陵等均設有石麒麟，亦即我們所討論的石獅。這些石獅的造型、風格以及主要特征都大同小異。從這些石獅身上可以找到藏式石獅許多特征的原型。諸如在造型上胸部前凸超過吻部，胸前勒有一條縱貫上下的線（典型者為南梁臨川靖惠王蕭宏慕莉的石獅），領下有胡須，腿上勒以翅膀等。
到了唐代，中原石獅的藝術(shù)風格與吐蕃石獅更為接近。如現(xiàn)存于陜西蒲城唐英宗橋陵的石獅、 乾縣唐高宗乾陵石獅、永泰公主墓前的石獅等，造型均為蹲踞式，尾巴也從另一側(cè)反卷上來，鬣毛為波浪狀或螺螂卷狀。胸前和背脊都有一條線，胸部前凸超過吻部，腿上雕以翅膀。不過唐代石獅 的翅膀較之南朝已變得小多了。從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看到。吐蕃石獅的主要特征均來自于中原，只 是在制作上遠不如唐代中原的石獅精致，而且某些細部變得象征化。如腿上的翅膀已成為一個象征 性的三角形鬣毛狀了。
在瓊結(jié)藏王陵與石獅一同出土的尚有石碑一通。霍巍先生對此進行過詳盡的考證。認為無論從 石碑的定制、制作風格以及紋飾等方面看，均為漢制。他指出：“從整個藏王墓地陵區(qū)的陵墓制度而 言，吐蕃王陵明顯的是深受中原唐代文化的影響，在陵區(qū)的陵墓布局、陵墓墳丘封土形制以及設立 石碑、石獅等儀衛(wèi)禮制，甚至包括墓碑雕刻紋飾的題材內(nèi)容等方面，都與唐朝的陵墓制度有著十分密切的聯(lián)系；但就局部因素而言（如其墓前的石獅雕刻藝術(shù)風格），也受到來自與之相鄰的周邊區(qū)和 國家的某些文化因素的影響”[12]。對此學者們頗有共識，杜齊也認為瓊結(jié)藏王墓的石柱等許多因素都 是來自中原的影響[13]。他認為這種墓葬建制和石碑藝術(shù)風格都是來自中原，但石獅的造型與藝術(shù)風 格卻來自其他周邊國家，這似乎于理不合[14]。
西方的石獅造型有兩種傾向，或?qū)憣?，或與神話相結(jié)合。后者便是所謂的“希美辣”（Chimae- ra)藝術(shù)風格，或稱“嵌合”藝術(shù)，即將幾種不同的動物形象糅合為一體。曾有西方學者將南朝石 獅稱為“有翼的希美辣”（Winged Chimera)，這已被學者們駁斥[1+]。盡管石獅的原型最早有可能來 自西亞，但就南朝石獅的藝術(shù)風格而言，已與西亞石獅相去甚遠，吐蕃石獅亦然。
中原和西藏石獅的造型風格既非寫實，也不是所謂的“希美辣”藝術(shù)風格，而是一種地方性和 模式化的造型風格，或曰中國式的藝術(shù)風格。盡管這種風格在時空方面有所變化，但通過上面的比 較我們可以看到，其主要特征和基本造型都是一脈相承的。換言之，藏區(qū)的墓葬制度和墓前的石雕 藝術(shù)均來自中原地區(qū)。都蘭科孝圖除出土一對石獅外，其墓葬的封土堆前也有石柱。據(jù)說在20世紀50年代時，墓前還殘存一些石柱。后來和石獅一起被運往香日德。這些石柱乃是墓前建筑如門闕之 類的遺物，藏語稱之為“rdo-ling”。1997年9月，筆者與阿米?海勒博士根據(jù)當?shù)厝罕娞峁┑木€索，赴香日德調(diào)查石獅和石柱，經(jīng)仔細訪尋，發(fā)現(xiàn)有門闕石柱已被用于修建房屋。石柱為方形，素 面，約20厘米見方；因被截斷，其高度不詳，現(xiàn)在能夠找到的有四截，長度在3~4米之間。盡管這 些石柱既無文字，亦無紋飾，更無法復原，但由此仍可證實，科孝圖墓葬的建制正如瓊結(jié)藏王墓， 均是在中原墓葬建制影響下形成的。石獅雕鐫手法及其藝術(shù)風格也是如此。
在敦煌唐代石窟壁畫和泥塑中有不少獅子形象可與吐蕃石獅相比較。例如，按伯希和的編號為 第64號窟中須彌座煞腰上的蹲獅浮雕，其腿上有鬣毛。領下有須，尾巴從一側(cè)反卷上來，額頭塌 陷[16];第66號、82號、84號窟中文殊騎乘的獅子以及120F號窟中的立獅，均領下有須，腿上有 鬣毛[17]。
遼寧昭烏達盟哈達溝出土唐代六曲銀盤中的刻花獅子。其造型也是尾巴從一側(cè)反卷上來，額頭 塌陷，腿上勒以鬣毛和象征性的翅膀（圖四）。據(jù)考證，該銀盤為中國南方制造[18]。
圖四? 遼寧昭烏達盟哈達溝出土唐代六曲銀盤上的刻花獅子形象
與吐蕃石獅的藝術(shù)風格最為相似的是敦煌出土而現(xiàn)存于法國基美博物館的繪制在麻布上的唐代 吐火獅子[19]。這幅麻布織品的上方是一對鳳鳥圖案，下方則是兩獅對香爐。獅子頜下有須，腿上有鬣毛，前腿肩部繪有翅膀，尾巴從一側(cè)反卷上來，額頭塌陷（圖五）。
圖五法國基美博物館所藏敦煌出土唐代麻布織品上的獅子形象
據(jù)藏族文獻記載，西藏的獅子雕像最早出現(xiàn)在松贊干布時期?！段鞑赝踅y(tǒng)記》云：“王（松贊干 布）乃變化一百零八化身……雕刻一百零八座獅王之鼻?！盵20] 《賢者喜宴》亦云：“松贊干布變化五千化身，因之砌筑墻壁，制作木件……上下天窗的所有的椽頭處，如懸一百零八個白獅子和綠獅子一般。”[21]
不過，吐蕃初期一些寺院建筑上的木雕獅子很可能具有通過印度或尼泊爾接受來的西亞風格， 如以赤尊公主的名義而修建的大昭寺，其檐下柱頭的木雕獅子便是印度或西亞風格的[22]。對此， 石泰安說：“當我們在一幅照片中發(fā)現(xiàn)了檐下柱頭上的一系列圓雕刻品的時候，簡直是驚呆了。這些圖案中都是臥獅，長有人類或動物的頭，人們認為這是由于受到了古代伊朗的影響。我們 在尼泊爾、加滿都河流域的古老城市中和在不丹也發(fā)現(xiàn)過類似的藝術(shù)。我們還記得，‘人間宗 教’的傳說是與一頭獅子身體的各部分密切相聯(lián)系的，而有關(guān)獅子的宗教民歌肯定是來自 伊朗。” [23]
對這一點不難理解。因為正如《五部遺教' 王者遺教》所說，“大昭寺是以天竺嘎摩羅寺為模 式”，嘎摩羅寺即包括那爛陀寺在內(nèi)的峨訖羅摩尸羅寺 (Vikramaeila)[24]。宿白先生認為，大昭寺檐 下柱頭“雕飾之木制框、柱等之形制與風格，倶為西藏所罕見，而流行于印度6世紀開鑿的石窟。其中與大昭寺雕飾最接近的是阿旃陀第1、27號兩僧房窟和第19號塔廟窟”[25]。而杜齊認為那些帶 有柱頭的柱子出自尼泊爾工匠之手，這些柱子比寺廟的其他部分更為古老[26]。
藏文文獻中首次提到的與吐蕃早期石獅相關(guān)的是文成公主。文成公主進藏時，不僅帶入石刻工 匠及其“工巧技藝制造術(shù)”等，而且還有“八獅子鳥織錦墊”上具體的中原獅子紋樣[27]。此外，為 鎮(zhèn)魔避邪，文成公主在拉薩修建了許多寺院。而且也“在其余的一些惡劣風水的地面上，分別建筑 了佛塔、石獅、大自在天象、大鵬、白螺等來改變風水”[2B]。
由此看來。吐蕃時期存在著兩種風格的獅子雕像，一種是早期如大昭寺等建筑上的印度風格 的木雕獅子，另一種是早期墓葬或摩崖中的中原風格石雕或石刻獅子[29]。不過，根據(jù)上面宿白先 生的分析，大昭寺印度風格的木雕獅子可以視為一種例外。桑耶寺烏孜大殿底層經(jīng)堂門楣上的木 獅亦然，也屬于這種具有印度風格的例外，因為“桑耶寺的修建，是仿照印度阿丹達布日寺的式 樣"[30]。
關(guān)于中原文化對吐蕃佛教（包括石獅造型風格）方面的影響，盡管漢藏之間的政治聯(lián)姻起到 直接和開創(chuàng)的作用，但后來更多和更具體的接觸則可能是通過河西走廊和于闃等其他地區(qū)的民間 形式。河西走廊、于闃等接壤地區(qū)在漢藏交往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為兵家必爭之地，有時歸藏所轄，有時歸漢所轄。在客觀上起到了文化傳播和交融的作用。到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吐蕃的勢力和版圖都達到了頂峰。此時吐蕃“（南降）西洱諸蠻……盡據(jù)羊同、黨項及諸羌之地， 東接涼、松、茂、熙等州，南臨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zhèn)，北抵突厥，地方萬余里，諸胡之 盛莫與為比”[31]。所以，法國漢學家戴密微認為中原對吐蕃的影響更多的是通過敦煌地區(qū)來進行。他指出：“如果說唐朝確實對吐蕃的佛教寺院和教義的形成起過作用的話……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 是盛行佛教的西域和部分唐土歸降吐蕃這一事實，另外還要充分注意到吐蕃統(tǒng)治者和被吐蕃征服 地區(qū)土著人之間的交往，尤其是和唐朝寺院之間建立起來的密切聯(lián)系?！盵32](下之意，敦煌對吐蕃 佛教藝術(shù)的影響似更為直接，這一點我們從圖五中敦煌畫布上的獅子形象也可以看到。就獅子而 言，史料中也記載了一些粟特人和中原人常在安西為唐軍表演獅子舞，“在涼州陷落之前，安西的都護獻出一只和他們舞蹈中一模一樣的獅子。吐蕃突如其來的入侵使這位官員和他的獅子沒有來得及返回安西”[33]。
吐蕃繪畫中有一種非常特殊的風格，即以一種俯視的方法來表示城墻環(huán)繞的宮殿。石泰安認為這也 是敦煌的影響所致，并稱之為“敦煌模式” [34]。阿米?海勒博士把吐蕃石獅的風格與榆林窟唐代壁畫中 同樣風格的獅子加以比較之后，認為吐蕃石獅的造型當是受敦煌佛教藝術(shù)風格的影響所致[35]。
來自于闐的影響同樣是很直接的。對此，國外藏學家稱之為“于闐派”，諸如藏地發(fā)現(xiàn)的一些碑 刻題記方式，松贊干布和蓮花生等肖像中繪以胡須的做法等等，被認為是來自于闐的影響[36]。
從現(xiàn)有的資料來看，這種帶有中原風格的獅子形象從松贊干布時期開始，一直持續(xù)到14世紀。桑耶寺烏孜大殿東門的左、右兩旁各有一尊石獅，其形制、大4、完全一致，帶長方形基座，通 高123、長76厘米[37]。亦具有典型的吐蕃藝術(shù)特征，頜下有須，腿上有鬣毛，前腿肩部繪有翅膀， 尾巴從一側(cè)反卷上來，額頭塌陷。對于這兩尊獅子，藏文史料《賢者喜宴》有明確記載，云為赤德松贊（公元798?815年）時期所建，“烏孜大殿下殿的護法神則交給空行母、獅子座之獅子擔 任”[38]，不過，宿白先生根據(jù)外匝禮拜廊道的托本和礎石的類型分析，認為“烏孜大殿的外圍墻、 四門和門內(nèi)的外匣禮拜廊道皆為以后增建”。其時代約在14世紀左右。
西藏山南扎嚢縣扎塘寺的壁畫中也有這種卷尾的獅子形象（圖六），與遼寧昭烏達盟哈達溝出土 六曲銀盤上的獅子風格很相似。據(jù)《青史》記載，扎塘寺建成于11世紀末[39]。宿白先生把扎塘寺壁 畫與夏魯寺壁畫進行比較后，認為“應是13世紀中期改造薩迦派后的遺跡”[40]。
由此看來，最晚到14世紀左右，上面我們所討論的吐蕃風格的石獅便逐漸消失，最終絕跡于藏 傳佛教藝術(shù)。
（原載《考古》2003年第12期)[1]許新國： 《興海縣出土唐獅紋畫像磚圖像考》，《青海文物》1996年第10期。
注釋：
[1] 許新國： 《興海縣出土唐獅紋畫像磚圖像考》，《青海文物》1996年第10期。
[2]湯惠生: 《青海玉樹地區(qū)吐蕃早期佛教摩崖考述》 《中國藏學》1999年第1期。
[3]AmyHeller.1994.Early Ninth Centurylm,ages ofVarirochanafromltsEasternTibet.ORIESTATIOS (25) 6,pp.74 -80.
[4] (霍巍: 《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4~155頁。
b.童恩正：《西藏考古綜述》，《文物》1985年第9期。
c. R A.石泰安著，耿升譯：《西藏的文明》，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印，1985年，第308頁。
[5] 謝弗著、吳玉貴譯：《唐代的外來文明》，注[6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207頁。
[6] 劉正琰等：《漢語外來詞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329頁。
[7] 林梅村: 《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89頁。
[8] 何正璜: 《石刻雙獅和犀?！?，《文物》1961年第12期。
[9] 耿繼斌: 《高頤闕》，《文物》1981年第10期。
[10] 周到、呂品：《略談河南發(fā)現(xiàn)的漢代石雕》，《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
[11] 劉鳳君：《東漢南朝陵墓前石獸造型初探》，《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3期。
[12] 霍巍: 《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6頁。
[13] 圖齊、海西希著，耿升譯：《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07頁。
[14] 石泰安認為瓊結(jié)石獅旁的王陵很可能就是熱巴巾的，“熱巴巾”相當于梵文Kesrin，即獅子。他還從格薩爾名字 的語義學角度來說明西藏的獅子來自伊朗。詳見R A.石泰安著，耿升譯：《西藏史詩與說唱藝人的研究》，西藏人民出版 社，1994年，第446 ~839頁。
[15] 林樹中: 《南朝陵墓雕刻》第55頁，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84年。
[16] 甘肅五涼古籍整理研究中心:( “伯希和中亞之行”）《敦煌石窟——北魏、唐、宋時期的佛教壁畫和雕塑（第1 號~182號窟及其他）》，甘肅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11頁。
[17] 甘肅五涼古籍整理研究中心: ( “伯希和中亞之行”）《敦煌石窟——北魏、唐、宋時期的佛教壁畫和雕塑（第1 號~182號窟及其他）》，甘肅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115、172、245頁。
[18] 陸九皋、韓偉編:《唐代金銀器》“唐代金銀器概述”，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9頁。
[19] Jeanine， Auboyer et al， 1976. La Route de la Soie， pp. 302.
[20] 索南堅贊著，劉立千譯: 《西藏王統(tǒng)記》，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4~85頁。
[21] 轉(zhuǎn)引自《賢者喜宴摘譯》（三），《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
[22] 對于這些木雕獅子，《西藏王統(tǒng)記》有明確的記載: “上下天窗木椽首，白獅玉鬣作嚴飾?！眳⒁?西藏王統(tǒng)記》， 第88頁。
[23] R A.石泰安著，耿升譯:《西藏的文明》，西藏社會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印，1985年，第308頁。
[24] 宿白:《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頁。
[25] 宿白:《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頁。
[26] R A.石泰安著，耿升譯: 《西藏的文明》，西藏社會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印，1985年，第307頁。
[27] 索南堅贊著，劉立千譯: 《西藏王統(tǒng)記》，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8頁。
[28] 五世達賴喇嘛著，郭和卿譯: 《西藏王臣記》，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38頁。
[29] 中世紀在藏北地區(qū)的托林寺和古格古城壁畫中出現(xiàn)了帶有更為明顯的西亞風格的獅子，即非常寫實的，有時兩只 脖子絞在一起的獅子或雙獅子對樹（舞）形象。參見張建林等:《古格故城》圖9、178、185,文物出版社，1991年。
[30] 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漢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9頁。
[31] 蘇晉仁編：《通鑒吐蕃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頁。
[32] 戴密微著，耿升譯:《吐蕃僧浄記》，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3頁。
[33] 戴密微著，耿升譯：《吐蕃僧浄記》，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6頁。
[34] A A.石泰安著，耿升譯：《西藏的文明》，西藏社會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印，1985年，第305頁。
[35]AmyHeller，1997.EighthandNinthCenturyTemplesand RockCarvingsof Eastern Tibet，TIBETAN ART 6，pp. 86 -89.
[36] G. Tucci， 1932 - 1941. Indo - Tibetic，Vol. 4. pp. 33.
[37] 何周德、索朗旺堆編著：《桑耶寺簡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頁圖23。
[38] 轉(zhuǎn)引自《桑耶寺簡志》，第52頁。
[39] 廊諾?訊魯伯著，郭和卿譯：《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4~65頁。
[40] 轉(zhuǎn)引自《桑耶寺簡志》，第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