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西藏在漢文史料中的名稱“吐蕃”，并非起源于粟特文碑銘中的tuput。它很可能源自粟特文用于稱呼西藏的另一詞匯*tupun，即藏語“大蕃”/ *bon chen-po的對譯語詞。其中tu-系粟特語詞匯，譯言“偉大的”，用以意譯藏文chen-po ;而pun即藏語bon的音譯。后者與bod同樣，是藏人的自我稱謂。古代文獻學家對“吐蕃”之“蕃”的音注，以及漢文古詩中與“吐蕃”之“蕃”相押韻的用字，也都表明它的讀音為fán。
關(guān)鍵詞：吐蕃? 西藏? 粟特碑銘
? ? ? 關(guān)于“吐蕃”一名的讀音，向來存在不同的主張。最流行的見解，是將“蕃”字當作“播”的同音字來讀。但韓師儒林一直反對這樣的讀法。他認為，“蕃”的音應當讀為fan。這與在他之前的伯希和所見相類[①]。
讀“蕃”為“播”的主要理由，是將“蕃”字看作對藏人的自我稱謂bod的漢字音譯。此一見解中包含著兩個重大的缺陷。一是藏語bod有一個尾輔音-d。按隋唐時人用漢語音寫非漢語詞匯的一般體例，他們應該選擇一個帶-t收聲的入聲漢字來記錄bod的發(fā)音。而“播”是元音收聲的陰聲字，用它來記錄藏語bod的讀音，與當日音寫體例殊不相符。第二個缺陷更嚴重：即使將“蕃”字理解為是bod的音寫，那么它前面的“吐”字又是從哪里來的？事實上在藏語里我們找不到一個可以在發(fā)音上與tu-bod相近的合適語辭。韓師因此堅持以“讀如字”的方式來處理“吐蕃”一名里的“蕃”字。茲請更申其說。
? ?? 現(xiàn)在看來，把“蕃”與bod相比勘，劉昫、歐陽修應可廁身始作俑者之列?！杜f唐書》解釋“吐蕃”之名的來源說：“以禿發(fā)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②]。歐陽修在《新唐書·吐蕃傳》里寫道：
? ? ?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fā)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jù)其地。蕃、發(fā)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悉野?；蛟荒蠜龆d發(fā)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崧时鳚?、逾積石，遂撫有群羌云[③]。
? ? 所謂“發(fā)羌”之“發(fā)”，當日漢語讀作pǐw?t，說它是處于諸羌之中的部分藏族先人名稱bod的音寫，或許有一定可能。但對于為什么要把“發(fā)”改寫為“蕃”，以及它前面的“吐”字又從何而來等問題，依舊無人能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所以即使“發(fā)羌”果然是自稱為bod的藏人一支，仍然難以將“吐蕃”之“蕃”的起源追溯到bod。至于“禿發(fā)”一名，中古漢語讀音作t’u?k-pǐw?t，如果“發(fā)”是bod的音寫，那么我們又碰到了那個避不開的老問題：“禿”字應當如何解釋？毋寧認為，“禿發(fā)”是“拓跋”的異寫；它表明“拓跋”這個曾擁有巨大政治權(quán)威的鮮卑部落名號，尚在隴右長期維持其殘余影響力。
? ? 漢文歷史編撰學的傳統(tǒng)呈現(xiàn)出一種很強烈的認知傾向。它總是力圖在靠近漢地社會周邊的部落—人群里去追尋活動在更遙遠地域內(nèi)各種鄰人集團的歷史來源。從司馬遷、王國維直到有些當代學者致力于在“華夏邊緣”的農(nóng)牧混合帶探求匈奴這樣的北亞游牧人群起源的不懈嘗試，就是一個顯著例證。以吐蕃為發(fā)羌之后的見解背后，或許也有這一取向的深層精神影響。對此，我們不能不細予察辨。
? ?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歐陽修或胡三省，盡管傾向于認為“蕃”字源于“發(fā)羌”之“發(fā)”，但他們都沒有明確地說過，“吐蕃”兩字的讀音應作“吐播”。胡三省對“吐”字注音謂：“‘吐’從‘暾’，入聲”[④]。他對“蕃”字未加注音[⑤]，說明他也認為應當“讀如字”。宋人史炤則明白地宣稱，“蕃”字當作“方煩切”[⑥]。“蕃”在中古漢語里本有兩讀，一作附袁切，屬“幫（非）”聲母（p-），一作甫煩切，屬“并（敷）”聲母（b-），可分別擬構(gòu)為pǐw?n和bǐw?n。惟在史炤注音之日，聲母“非”、“敷”的音值都已演變?yōu)閒-?！胺健弊忠鄬佟胺恰甭暷福恰胺綗┣小钡囊糁悼梢源舐宰x為fán；與《中原音韻》著錄的“蕃”字本音讀若陰平聲（fān）相比，音同而聲調(diào)稍異[⑦]。
“蕃”之音讀如字，可從詩歌押韻方面尋得堅強證據(jù)。賈島《寄滄州李尚書》詩云：
滄溟深絕闊，西岸郭東門[魂韻文部]。弋者羅夷鳥，桴人思嶠猨[元韻元部]。
威稜高臘冽，煦育極春溫[魂韻文部]。陂淀封疆內(nèi)，蒹葭壁壘根[痕韻文部]。
搖鞞邊地脈，愁箭虎狼魂[魂韻文部]。水縣賣紗市，鹽田煮海村[魂韻文部]。
枝條分御葉，家世食唐恩[痕韻真部]。武可縱橫講，功從戰(zhàn)伐論[慁韻文部]。
天涯生月片，嶼頂涌泉源[元韻元部]。非是泥池物，方因雷雨尊[魂韻文部]。
沈謀藏未露，鄰境帖無喧[元韻元部]。青冢驕迴鶻，蕭關(guān)陷吐蕃[元韻元部]。
何時霖歲旱，早晚雪邦冤[元韻元部]。迢遞瞻旌纛，浮陽寄詠言[元韻元部][⑧]。
此詩中凡與“吐蕃”之“蕃”押韻的字，都屬于后來所謂“真”、“文”、“元”三部。盡管“元”韻字的實際讀音可能早已并入“山”攝，但若依據(jù)《廣韻》音系，它仍應與“真”、“文”、“魂”、“痕”等韻一同劃歸在“臻”攝內(nèi)。元明清人做詩所依據(jù)的“平水韻”，也還是將“魂”、“痕”韻的字包括在“元”韻里。所以它們都算是互相押韻的?！稗比绮蛔x若本字，那就與其它所有韻腳都不相諧了！
再舉元人耶律楚材詩一首：
當年職都水，曾不入其門[魂韻文部]。德重文章杰，年高道義尊[魂韻文部]。
雖聞傳國士，恨不識王孫[魂韻文部]。韻語如蘇武，離騷類屈原[元韻元部]。
煙霞供好句，江海入雄吞[痕韻文部]。意氣輕三杰，才名冠八元[元韻元部]。
著書歸至頤，議論探深源[元韻元部]。藉藉名雖重，區(qū)區(qū)席不溫[魂韻文部]。
家貧謁魯肅，國難避王敦[魂韻文部]。北鄙來云內(nèi)，西邊退吐蕃[元韻元部]。
勉將嚴韻繼，不得細文論[慁韻文部]。遠害雖君智，全身亦圣恩[痕韻真部]。
大才宜應詔，豪氣傲司閽[魂韻文部]。學識光先哲，風流遺后昆[魂韻文部]。
莫尋三島客，好謁萬松軒[元韻元部]。六度真光發(fā)，三魔妄影奔[魂韻文部]。
素絲忘染習，古鏡去塵昏[魂韻文部]。爐上飛寒雪，胸中洗熱煩[元韻元部]。
到家渾不識，得象固忘言[元韻元部]。心月孤圓處，澄澄泯六根[痕韻文部][⑨]。
? ? 清代的詩作證明，“蕃”字在那時仍被人們認為讀如本字。單隆周七律《秋懷十四》云：
沐國當年閫外尊[魂韻文部]，煌煌帶礪誓書存[魂韻文部]。
波摧萬騎傳榆水，桴臥千城壓吐蕃[元韻元部]。
蒟醬紅藤通貢獻，金沙玉筍炤乾坤[魂韻文部]。
攀髯涕泣祥云散，何處堪招楚客魂[魂韻文部][⑩]。
? ? ? 從目前的檢索來看，吐蕃之“蕃”在古詩中被用來與“歌”部陰聲韻諸字互押的例證，一個也沒有找到。
“吐蕃”的讀音也反映在成書于元代的藏文《紅史》里。該書提到它有關(guān)“唐—蕃史事”的敘述源于《唐書· 吐蕃傳》。藏文依漢字讀音譯寫為thangzhu thu hyen[﹤hwen]‘chang。以hyen[﹤hwen]來音寫“蕃”字，是其音不作“播”甚明[?]。藏語之無輕唇輔音f-與蒙古語同。故《紅史》此處以hy-譯寫漢語“蕃”字的聲母f-。這與《蒙古字韻》用八思巴字母hu-來譯寫很多首輔音為f-的漢字，可謂異曲同工[?]。
由是可見，讀“蕃”為“播”，實乃起于晚近之說。
起于晚近，當然不等于就能成為此說不可據(jù)的理由。所以還需要將“吐蕃”的讀音與該詞的起源問題放在一起加以探討。實際上，早在很久以前，當H·W·貝利把突厥、蒙古、阿拉伯、波斯、格魯吉亞諸語對藏族的稱呼追溯到它們的共同起源，即出現(xiàn)在用粟特文書寫的9世紀前葉回鶻汗國喀拉巴剌哈孫碑銘里的twp’wt時，他其實已經(jīng)連帶把“吐蕃”一名的來源問題妥善地解決了。貝利是在試圖解決“吐火羅”一名中“吐”字的來源時提到“吐蕃”的“吐”字的。他寫道：
盡管十分困難，通過識讀出粟特文之“西藏”名稱中所包含的伊蘭語的tu-，譯言“大-”、“偉大-”（great），我們或許可以為這個迄今未能解決的問題覓得一個答案。粟特文“西藏”一詞寫作twp’wt，就像九世紀早期的喀拉巴拉哈孫碑銘里所寫的那樣。該詞可以音讀為tuput或topot。它是西藏與西方之間的中介。該名詞的形式包括：鄂爾渾突厥文里的twpwt（其中的w可作ü或?），喀什噶里字典里的tubut,缽羅婆文祆教文獻里的twpyt，阿拉伯文的tubbat、tubbit、tabbut,格魯吉亞語的t’obit’、t’umbut，從突厥語再往東，則有蒙古語的twypwt、﹡t?b?d，由此又產(chǎn)生馬可波羅的Tebet。
? ? 藏語并不使用任何可以發(fā)音為﹡to-bod的詞匯，它有一個更古老的bon以及稍晚近的bod,如敦煌文書1638號里即有bon-gi btsan-po以及bod-gibtsan-po（見拉露,“古藏文里的Bod與Bon”,載JA,1953,pp.275-276）。這個Bod字，也出現(xiàn)在用和田塞語字母拼寫的藏語書信中，作pātta kī skatta，即bod-kyiskad，譯言“藏人的語言”（KT 3.62.75,見BSOAS36:225）[?]。
? ?? 據(jù)森安孝夫和Ochir Ayudai帶領(lǐng)下的考察隊所寫勘探報告，在至今仍存留于回鶻汗國舊都城址之內(nèi)的喀拉巴拉哈孫碑身斷片上，如今已看不清那個粟特文的西藏名稱了。吉田豐將該碑粟特文部分的第十六至十九行英譯為：
? ? ? He himself acceptedthe kingdom. Again, the people of the Three Qarluqs … from the evil [ Tibetanpeople]………[?]
? ?? 此處文字所言，顯然與回鶻與吐蕃雙方爭奪對三姓葛邏祿控制權(quán)的形勢有關(guān)。吉田在方括弧里保留著“藏人”一詞，似表明他肯定漢森（Hensen）等學者過去對碑文和碑文拓片上twpwt一詞的讀法。這個詞亦以twp’yyt的形式出現(xiàn)在拉達克的Kurzen粟特文碑銘里，該碑樹立時代為825/826年[?]。
? ?? 那個長期使學者們煩惱不已的to-/“吐”的問題，于是就在粟特文的西藏名稱中獲得了很有說服力的解釋。吐蕃自稱Bod,并像與它結(jié)盟的唐朝自稱“大唐”一樣，自稱“大蕃”；此即《唐蕃會盟碑》藏文中的Bod Chen-po。把它譯為粟特文時，它變成由意譯“大”/great字的粟特語詞tu-與對bod的音譯部分即put這兩者并聯(lián)而成的一個復合名詞tuput。該詞向東傳入突厥語，又經(jīng)過突厥語進入蒙古語；它向西則傳入東部穆斯林世界及格魯吉亞等地。印歐語中的Tibet,它的最終來源也是這個粟特語詞。書面文獻的書寫和保存都帶有很大的或然性。把記錄著該專名的現(xiàn)存粟特語文獻與現(xiàn)存盧尼字突厥語文獻相比，前者要晚出將近一百年。不過這一點無妨于上述詞源學解釋的成立。
? ? 但是漢文史料里的“吐蕃”還不是對粟特文tuput的音寫。正如貝利引用過的拉露早已揭示的，藏文里的bod常常也被寫成bon。因此吐蕃贊普才可以有Bod-gi bTsan-po（Bod的贊普）和Bon-gi bTsan-po（Bon的贊普）這樣兩種寫法。他認為，Bod與Bon很可能來源于同一個帶雙輔音尾音的字，是即bond。他另外列舉出1136號文書為證。在該文書所講述的一個傳說中英雄的復合人名里，bond、bod和bon這樣三種拼寫形式都出現(xiàn)了。他強調(diào)，以上證據(jù)并不表明，Bod（譯言西藏）和Bon（譯言西藏的非佛教之宗教，即本教）二者的意義已獲得澄清。但它提供了一種解釋，可能說明其中的一個形式何以會相當于另一個形式[?]。
? ?? 就像有“Bod的贊普”和“Bon的贊普”這樣兩個寫法一樣，“大蕃”的尊號也完全可能存在兩種書寫形式，即Bod Chen-po與﹡Bon Chen-po，盡管在留存下來的文獻材料里我們找不到后一種寫法。如果粟特文把Bod Chen-po翻譯為Tuput，那么它又會如何翻譯﹡Bon Chen-po這個語詞呢？當然就是﹡Tupun。而后者正應當是漢文里“吐蕃”一語的來源！
? ? 在粟特字﹡Tupun之前加上星號，是為了表明它并未真正出現(xiàn)在已知的粟特文獻里。但在少林寺“蒙哥汗回鶻式蒙文圣旨碑”里，被用于對譯漢文“西番”的蒙古語詞匯即作t?b?n。道布和照納斯圖認為其中的-n為-d之誤，是d之下少刻一短牙所致[?]。但是我們是否也可以把它看作就是對粟特文的另一個吐蕃名稱，亦即﹡Tupun的音譯？
? ? 所以，“吐蕃”一名與以Tuput的各種變體流行于突厥、蒙古乃至穆斯林世界的西藏的名稱，雖然都源于粟特語，但它們實來源于兩個不同的粟特語同義名詞。漢地社會要直到蒙元時代，才從蒙古人的嘴里聽說吐蕃又名t?b?d。于是方有王惲“[古]吐蕃、[今]土波”之說[?]。但是“吐蕃”一詞，看來仍讀原音，未曾因此被改讀為“土波”。
? ? 最后，還要交待一下胡三省對“吐”字的音注。所謂“從‘暾’，入聲”，意即語音同“暾”，而聲調(diào)須讀作入聲。“暾”音他昆切，魂韻文部，可擬為t’u?n。若其讀音發(fā)生陰入對轉(zhuǎn)，則變?yōu)閠’u?t。中古音韻體系演化到宋元之際，入聲的收聲輔音大概已經(jīng)脫落了，但在江浙方言里仍保留了入聲的聲調(diào)。胡三省之所以要強調(diào)用入聲讀“吐”字，大概是因為它所音寫的那個音節(jié)在源詞中是一個弱讀音節(jié)。入聲短促，因此用它來記錄弱讀音節(jié)而將其收聲輔音忽略，這是用漢字音寫非漢語詞匯時早已有之的體例。如用“邏些”音寫拉薩（Lhasa）、用“獨樂”音寫土剌河名（Toghla），此兩例中后一漢字的收聲輔音-t、-k都被忽略了。職此之故，無論那時“從‘暾’，入聲”的音值是否還保留有收聲-t，就“吐”字在此例中的音寫功能而言，它都是不起作用的。
? ? 設(shè)若以上討論可以成立，那么伯希和發(fā)現(xiàn)的以“特蕃”對譯bod的那則資料也可作如是解。即“特”字的收尾輔音-t在此亦可予以忽略：是“特蕃”與“禿發(fā)”、乃至bod的讀音俱無直接關(guān)系，它不過是除“吐蕃”之外用以音譯粟特語詞*tupun的一種異寫耳。
補記
? ? 本文寫完后，又獲讀巴贊和哈密爾頓發(fā)表于1991年的《論西藏名稱的起源》一文。該文反對用相當晚近的stodBod或mtho Bod（二者均可譯言“高地西藏”）來解釋t?püt一名的起源。按這種解釋，t?püt一詞里的前一個音節(jié)t?-即從stod-或mtho-演變而來。這一說法自然不太可信?？墒前唾澓凸軤栴D要否定的不止是這一點；他們實際上認為，將t?püt一詞的后一個音節(jié)-püt與藏人的自我稱謂Bod相比擬，也是不可靠的。他們提出，突厥語的t?püt與漢語“吐蕃”（“蕃”音“煩”）都來自某個突厥或突厥-蒙古語詞t?pe，譯言“頂部”、“高處”。t?pe的多數(shù)形式為t?pet；而它作為一個單數(shù)形式的集合名詞，則變成t?pen。T?pe來自吐谷渾人對西藏的稱呼，意思即“世界屋頂”。從大約四世紀直到七世紀末，吐谷渾長期占據(jù)著西藏本部以北和東北，即圍繞青海湖、穿越柴達木盆地諸多沼澤而直到羅布泊的大片土地。他們在北方與東北—東方分別與突厥和漢地社會相對峙。正是經(jīng)由這些吐谷渾人，t?pen的名稱傳入漢地，這就是“吐蕃”之名的來源。突厥語里很少使用集合名詞形式，所以突厥人接受的是t?pet一名，是即突厥語中t?püt的來源（Louis Bazin etJames Hamilton, L’origine du nom Tibet, in Ernst Steinkellner, Tibetan Historyand Language: Studies Dedicated to Uray Géza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Vienna:Universit?t Wien,1991，pp.9-28）。
? ? 但這兩位學者的見解似乎仍難成立。吐谷渾語或相關(guān)諸語言的文獻里存在把西藏稱為t?pe的假定，缺乏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文獻學證據(jù)。至于采用“屋頂”的復數(shù)形式來稱呼某個地方，也未免過于離奇。如果說t?pe是先由一個普通名詞變成特指專名，并從藏地轉(zhuǎn)指藏人，然后在介入其它語言的過程里才變成復數(shù)或集合名詞的形式，那么漢人又怎么會在t?pe的詞干之后再加上一個純屬“突厥—蒙古語”式的集合名詞后綴？吐谷渾緊鄰吐蕃。如果他們實際上未曾替藏人另創(chuàng)一個名稱，那么最可能的做法就是移用藏人自己的稱呼來指稱他們，就像吐蕃的另一個近鄰和闐人所做的那樣。
所以，到粟特語里去追溯“吐蕃”名稱的來源，看來還是目前最能被接受的一種解釋。
[①]伯希和：《漢譯吐蕃名稱》（1915），見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二編》，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2年，第54—56頁。
[②]《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
[③]這段話基本上被胡三省照抄到《資治通鑒》首次提及吐蕃之處。見《通鑒》卷一九四《唐紀十》貞觀八年（634）十一月甲申條胡注。胡注并引劉昫云：“劉昫曰，吐蕃禿發(fā)氏之后，語訛曰吐蕃”。傳說里的吐蕃王室創(chuàng)建者之名，《舊唐書》作“窣勃野”，《新唐書》作“鶻提勃悉野”，是乃“鶻提悉勃野”的倒錯，即藏文文獻里的’O-lde Spu-rgyal贊普。明陳士元《諸史夷語解義》卷上釋“鶻提勃悉野”之語，大體依據(jù)該節(jié)引文，惟將“蕃、發(fā)聲近”之語妄改為“羌語‘鶻提’轉(zhuǎn)為‘吐蕃’，聲相近”。故不可從。
[④]《資治通鑒》卷一九五《唐紀十一》貞觀十二年（638）七月乙亥條胡注。關(guān)于這個讀音的討論，見下文。
[⑤]鄭張尚芳謂：“元代胡三省《通鑒音注》注吐蕃：‘……蕃，甫袁切。唐音讀大為土，吐蕃意為大蕃’”。其實在“通鑒”胡注中是找不到這段話的。他也贊同“蕃”字當讀fán。見鄭張尚芳《古譯名勘原辨訛五例》，《中國語文》2006年第6期。又呂叔湘、丁聲樹主編《現(xiàn)代漢語詞典》1996年版將“吐蕃”的讀音標注為túfān。見楊軍：《“吐蕃”的讀音問題》，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中國音韻學：中國音韻學研究會南京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97頁。
[⑥]史炤：《資治通鑒釋文》卷二一《唐紀十一·通鑒卷一百九十五》。又見卷二二《唐紀二十一·通鑒卷二百五》；《唐紀二十七·通鑒卷二百一十一》。
[⑦]見楊耐思：《中原音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26頁。
[⑧]賈島：《長江集》卷五。方括弧內(nèi)的句末用字所屬韻部為引者加入。按：王亮在2003年2月23日發(fā)表在http://www.eastling.org/discuz/showtopic-456.aspx上的《吐蕃唐音》（3）一文內(nèi)，已舉此詩用韻，作為“蕃”字不應讀“播”的證據(jù)之一。
[⑨]《德新先生惠然見寄佳制二十韻，和而謝之》，《湛然居士集》卷14.
[⑩]《雪園詩賦》初集卷12。類似的證據(jù)，尚見于明歐大任：《送胡憲使伯賢赴滇中六首》之四，《旅燕集》卷4；清沈德符：《令公來》，《歸愚詩鈔余集》卷9；彭而述：《爨碑曲》，《讀史亭詩文集》詩集卷2；金甡：《祭素山一百四十韻》，《靜廉齋詩集》卷23。茲不贅引。
[?]任小波：《西藏史學中的唐蕃邊界敘事傳統(tǒng)的起源：關(guān)于<紅史>中一則出自<新唐書·吐蕃傳>的片斷》，未刊稿。
[?]見羅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195、220等處。
[?]貝利：《和田語文書》卷7（H. W.Bailey,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ume VII,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25篇（GARA），第120頁。按：貝利引用的敦煌文書編號有誤。查對M.Lalou的原文，這件文書編號為（?P.）1038。
[?]森安孝夫、Ochir Ayudai：《蒙古國現(xiàn)存遺址、碑文調(diào)查研究報告》，中亞學研究會，1993年3月，打印本第216頁。
[?]羅納塔斯：《關(guān)于西藏語言與文化史的維也納講演》（AndràsRòna-Tas, Wiener Vorlesungen zur Sprach- und Kulturgeschichte Tibets, Vienna:Universit?t Wien,1985）,第45—46頁。
[?]拉魯：《古藏文里的Bod與Bon》（M. Lalou,Tibètain AncienBod/Bon, Journal Asiatique, 1953），第275—276頁。
[?]道布、照納斯圖：《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釋（續(xù)）》，《民族語文》1993年第6期，第62頁。
[?]王惲：《玉堂嘉話》卷三，《秋澗集》卷九五。按這段材料以枚舉今古或古今同義詞為書寫格式。為使讀者易于了解此意，特在引文中加入方括弧內(nèi)的“古”、“今”兩字。
來源：《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輯，陳得芝教授八十華誕專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